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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视域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检讨

发布时间:2019-08-09 22:1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摘 要]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塑造公共意识、促进产城融合,因而成为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人与地、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排斥,加剧社会隔离等。为此,政府应把政策干预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即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GL015);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4-CXTD-04);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JJ067);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1AB790017)。

  [作者简介]彭荣胜(1969-),男,河南光山人,信阳师范学院工程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解决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各种“城市病”问题,因而受到了城市、社会、政治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三个趋势。第一,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以及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再次升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干预更倾向于为资本扩张服务,使得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广大学者出于对此现象的不安与忧虑而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Madanipour、Calhoun、Ellin、Sennett等[1-2]。第二,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从早期的“视觉审美”发展到对人与环境内在联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布里格斯、伯曼、南希·弗兰瑟等[3-5]。第三,对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的开发、规划及管理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关注的重点是这类公共空间的经济社会影响[6]。

  国内学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随着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传入国内,加之解决城市发展中具体问题的需要,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就受到了普遍关注与讨论。第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尤其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趋同化与功能单一化等问题。第三,城市公共空间与其生成环境的相互作用。主要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探讨城市公共空间对社会分异的作用机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表达等[7-9]。

  作为“城市之肺”的城市公共空间,不仅能优化城市自然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其合理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现有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总体上局限于“物质和美学形态分析”,而缺乏对其背后城市发展背景的解读,尤其是缺乏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审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产城融合不紧密、建设用地粗放低效、防灾能力薄弱,以及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重复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上述传统问题尚未解决,公共意识淡薄、公共资源使用冲突、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文化个性缺失、社会隔离加剧等新问题又愈演愈烈,因而亟待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紧紧围绕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全力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公共空间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联系为基础,从新型城镇化的视域全面检讨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试图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具有实体形态,供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室外空间形式,主要包括广场、公园、绿地、街道等[9]。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0]。城市公共空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产城互动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促进产城互动与产城融合,这是因为:第一,地理要素的空间扩散规律显示,“经济社会要素多数情况下是按区域或城市的等级高低跳跃式扩散的” [11]。换言之,区域的等级越高越有利于其集聚各种发展要素。不难理解,公共空间数量多、品质高的城市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有助于提升其在城市体系中的等级,使其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第二,现代产业的发展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本作支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一个城市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关键。从理论上说,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很多,但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生活品质。显然,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创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对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显著,从而为现代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城市公共空间与服务业是良性的共生关系。因为,“服务性”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特征,它可以为服务业的孕育与发展提供空间场所,而服务业发展也使城市公共空间具有混合功能。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必然反映与承载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合理利用则可以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业。同时,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城市公共空间及其文化又能够有效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由于关联度高,旅游产业还能对其他30多个产业或行业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此外,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互融合,以及二者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创造大量的产业新业态,从而极大地促进城市产业的集聚发展。endprint

  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平等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包括“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素质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是否具有公共空间意识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近年来,我国公民在国内外的一些言行举止受到了诸多诟病,甚至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形象,这正是公共空间意识缺乏带来的必然结果。

  公共空间意识又称公共意识,它是人们在公共环境活动中应该具有的意识,包括“公共秩序”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公共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对人自然属性的超越,需要在公共活动中一定程度地让渡个人利益,因而公共意识不可能来自于个人生活经验,而只能从公共生活体验中形成。换言之,培养公共意识的重要途径是鼓励公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显然,城市公共空间为公众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理想场所。由于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与“公共性”特征,它允许不同群体平等地参与各种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会逐渐体会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即要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并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尊重、体谅与配合他人。有了这种认知,就能够理解与认同为保障公共空间秩序而制定的各种制度与行为规范,进而在公共生活中自觉予以践行。若假以足够的时日,稳定的公共情怀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们就很自然地把自己当做空间的主人,在公共生活中主动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如此一来,通过这种“认知-认同-践行”的递进式传递,公共意识就在人们大脑中养成了。

  新型城镇化要求发展思路必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城镇化转变,使人们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成果。因此,只关注城镇化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

  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这是因为:第一,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交往、消遣、游玩的重要场所,是人们融于自然、融于社会、陶冶情操、理解文化与感知文明的综合性区域,能够塑造和提升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同时,不同形态、尺度与质地的城市公共空间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能够满足公众对公共生活的不同偏好。例如,广场可供人们休闲观光与自我展示,滨水公园可供人们观赏、垂钓与水上娱乐。第二,城市公共空间让城市环境更加宜居。公共空间是“城市之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空气流通不畅等城市问题,从而形成更加优良的生活环境。Kayden认为:“具有良好公共空间的高密度城市空间要比没有公共空间的低密度城市空间更适合人们居住”[12]。第三,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面对面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电话、手机与电脑等现代通讯手段让人们的交流越来越简便快捷,但它仍然无法替代面对面的沟通。与电子通讯手段相比,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面对面交流更能拉近人与人的心理距离,有利于增进感情。第四,城市公共空间在保障人们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完善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公共生活需求,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的需求,有助于促进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形成。老人闲暇时间较多,对公共生活的需求强烈,但受身体条件所限,活动范围一般较小;儿童更渴望与同龄人玩耍,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可以让他们正确认知自己、他人乃至客观物质世界。那么,镶嵌于各个社区的城市公共空间就为他们的不同需求提供了理想场所。

  对照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五大发展目标,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之一是让城市生活和谐宜人,这就要求城市公共空间等服务设施更加完善,能够满足人们社会活动与日常生活的需要。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短缺现象严重,与公众的需求不相适应。一是绝对数量不足。近年来,全国各地屡屡发生“广场舞”噪音扰民事件,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不足的体现。二是地域结构性不足。城市公共空间地区分布贫富不均,通常表现为:新城区多、老城区少,中心城区多、城中村与郊区少,同时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也有着极大的地区差异。三是类型结构性不足。一个城市应当拥有多类型、多尺度的公共空间,以满足不同活动主体的差异性需求。可是,我国多数城市热衷于建设用于庆典活动的大型广场,而服务居民日常生活的中小型公共空间则显著偏少,远远不能满足老人、儿童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以深圳市为例,尽管它是我国公共空间最多的城市之一(仅各类公园就有近900个),但仍然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 [13]。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不高,因此公共空间的供给与老年人的需求之间一度能达到平衡。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迁移到深圳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急剧增加,导致在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社区,城市公共空间的供求矛盾日益显现。长期以来,少数投资者与决策者掌控着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运营的全过程,在规划设计时很少征求或完全不征求公众的意见与建议,建成运营时不收集(或不重视)实际使用者的信息反馈,广大民众自始至终都没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渠道与机会。如此一来,城市公共空间就沦为少数人展示资本、权力及其个人成果的牺牲品,而不是民众对公共空间的线]。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要在充分保护所在区域地形地貌、水系、植被以及相关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对地理环境进行适度改造。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长期存在一个倾向,即追求宏大与平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建设过程中势必要“削高填低”,这必然会严重破坏城市肌理。例如,随着全国各地大广场、大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的不断涌现,城区内的山丘、湖泊、湿地则快速减少甚至消失。另一方面,与公共生活关系更密切,更能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中小型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那种随势而建、更能展现人地和谐之美的公共空间却很鲜见。这种行为无疑扼杀了城市个性,使得不管是何种基底的城市(山地城市、平原城市),还是规模迥异的大中小城市,其公共空间的外貌与结构均高度趋同化,这也成为城市内涝等“城市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长官意志主导的审美异化,即认为视野开阔、宏大与平整的公共空间才是最美的;二是追求可视化的政绩工程。不少城市公共空间的兴建是为了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来访者展示政府造福于百姓的决心与取得的成绩,因而会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与“深刻印象”。三是土地经济利益的驱动。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均有追求GDP快速增长的冲动,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众所周知,对地理环境的大幅度“改造“可以带来更多“可用”的土地,因而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往往就成为各地实现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肆破坏城市自然肌理、忽视人地和谐关系的构建就成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常态。endprint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重视人的权利、人的福利、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15]。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应遵从人的行为特点、活动规律,满足人对空间数量、质量、尺度、质地与形态的实际需求。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状况却并非如此。第一,空间尺度与形态更加注重审美价值。突出表现为:用于举行纪念和庆典活动的政府行政广场、绿地、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偏多,且一味追求大尺度设计,而那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中小尺度公共空间数量明显不足。同时,公共空间建设很少考虑人的实际使用需要,缺乏诸如卫生间、座椅以及相关遮荫设施等。第二,公共空间功能单一。只有具备混合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活动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换言之,良好的公共空间应当同时拥有人流聚散、纪念、庆典、文化与商业等多种功能。可是,我国多数城市公共空间往往侧重的是某一项功能,而其他功能不够明显甚至受到了压制,与人们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第三,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不足。城市公共空间要服务公众生活,就必须具有良好的易达性,这就要求公共空间与社区之间应当有合理的交通线路联结。但从具体实践来看,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却不符合这一要求。例如,滨水公园被机动车道所围绕,其与社区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可达性大幅度降低,难以发挥服务公众生活的应有价值。第四,公共空间的参与性不足。城市公共空间是公众活动的场所,其设计与管理必须方便人的参与。然而,我国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主要关注的是视觉效果。比如,为了保护草坪不被破坏,有的城市公共绿地甚至禁止公众入内,从而沦落为城市的“布景”。 导致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缺乏人文关怀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规划思想错位。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常常被当做政府的形象与“面子”工程,偏离了公共空间服务于人的本质属性。因而在规划中无视人的普遍感受和实际需要,对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参与性与功能多样性考虑不足,使得城市公共空间“橱窗化”现象愈演愈烈。二是经济目标至上对人性的压迫。在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以经济利益为本位,相关活动的开展都紧紧围绕经济增长这个主题,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也不例外。这样,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运行更多关注的是投资回报与物质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关切与需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个性化”。这就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应当能有效延续历史文脉,充分表达区域文化。也只有如此,城市公共空间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才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公共空间文化个性的形成是传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体现不同历史时期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风土人情与建设成果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要及时吸纳与反映新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价值观与审美心理,让区域文化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从而让公众在城市公共空间里感受到清晰、完整的历史脉络。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普遍重物质结构、轻文化价值,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个缺乏历史底蕴和文化个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城市规划约束功能不足。在目前相关机制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官僚精英很容易通过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方案中,而此前已经评审通过并实施的规划又很难对他们构成有效约束。由于个人的偏好大相径庭,随着地方主政者的更替,城市公共空间的面貌往往也随之改变,很难留下历史的印记。第二,对短期政绩效应的追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并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以“短平快”为显著特点的跟风式建设模式在全国异常盛行,大拆大建也就基本贯穿于我国城市建设的全过程,从而严重割裂了城市的历史文脉。第三,缺乏文化自觉。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或设计者要么认识不到生产生活方式、人们价值观以及历史记忆与城市公共空间形成的相互关系,要么对本土的地域风貌、历史遗迹、特色风物与民俗风情了解不够,要么不研究与梳理所在区域的空间肌理与历史脉络,从而打造出来的是没有文化特色与个性的城市公共空间。第四,缺乏文化自信。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透过产品贸易与人员交往管道,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强势侵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就有了某种天然的优越性,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同。相反,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在我国政府与民众中则普遍存在,甚至对本土传统优秀文化产生怀疑,在思想上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追随与移植,即出现所谓的“文化殖民”现象,由此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西化”和“趋同” [16]。

  新型城镇化要保证城镇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在此过程中,人们应当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同时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都能够得到保障。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特征是“公共性”,它必须能够包容所有的活动主体,允许人们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然而,在我国一些城市公共空间运行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使用权并非是平等的。也就是说,部分人的使用权被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了,呈现出明显的 “社会排斥性”特征。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人们的正常交往与密切联系,从而加剧了社会分异。第一,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与质量差异形成的社会排斥。如前所述,公共空间数量多、品质高的城区拥有更好的环境与更高的房价,往往成为高收入群体的居住区;相反,数量与品质均不足的地段则成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区,从而产生了不同阶层居住的空间分异。由于受公共空间服务范围的制约,两类人群均主要使用自己所在区域的公共空间。换言之,城市公共空间分布的这种非均衡性会间接导致优良公共空间对低端人群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阶层的人群在空间活动上的交集不多,相互联系减少,久而久之,就会从居住空间分异发展到心理隔阂。第二,可达性不足形成的社会排斥。由于被机动车道环绕,部分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大大降低,导致其演变为少数人(主要是毗邻居民)的私人空间,客观上形成了对多数人的排斥。第三,空间“商品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在公共空间运营与管理过程中过度关注投资者的“安全回报”,为此,会千方百计为消费者的娱乐、购物创造舒适的环境条件,通常的做法是把有可能“破坏”环境形象的人群隔离出去。具体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直接的行为限制(并非违法或非道德的行为),二是安放诸如“衣冠不整着不得入内”的提示牌。被隔离或排斥的主要是民工、小摊贩、街头艺人、乞讨者等所谓的“社会”[17]。第四,空间“私有化”形成的社会排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部分公共空间的门票收费制度(如公园)对低收入人群的排斥;二是“封闭型社区”对区外人群的排斥。这是因为,尽管这些社区内部拥有大量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活动场所,但却是不对外开放的。事实上,“这种‘封闭型社区已经成为‘公共性最危险的敌人”[18]。endprint

  第一,树立先进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引导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一个城市空间是由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公共空间组成的完整体系。小型公共空间数量最多,大型空间则最少,呈现所谓的“金字塔”型结构。由于小型空间布局的限制因素少,可以灵活镶嵌于各个社区之中,因而与居民的生活联系密切,能够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所以要特别重视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要根据社区人口密度、未来发展方向对大中小型公共空间的数量进行合理配置,谨防出现倒“金字塔”型结构。同时,要促进公共空间的合理布局,在数量、质量与类型等方面避免苦乐不均,对达不到这项要求的建成区,可采取重构与植入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建设公共空间。理论上,作为公共产品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当由政府生产与提供。然而,“政府配置资源,往往会出现配置主体的主观意愿与现实需要的不统一,产生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低效的配置结果”[19]。例如,政府可能更加热衷于建设用于展示政绩的大型公共空间而不是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小型公共空间。同时,受财力所限,政府也没有能力包办全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造、维护与管理。为此,应当调整发展思路,加快建立与完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渠道以及开发商、政府与公众三方协作的良性关系。其中,开发商投入建设公共空间,建成后由公众无偿使用;政府则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确保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开发商的投资回报来自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与政府许可的更高容积率,或者是公共空间运营过程中公众的娱乐、购物等方面的消费支出。

  从理念上把城市空间设计的重点从美学价值转移到适用价值上来,同时强化公共空间的“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 一是进一步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取消所有公共空间的门票收费制度,避免过度 “商业化”和“精英化”,禁止采用任何手段直接或间接地限制民工、小摊贩、街头艺人、乞讨者等 “社会”参与公共空间活动,切实恢复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本来面目。同时做好城市交通体系规划,防止机动车道对社区与公共空间之间联系的阻隔,提高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使其真正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二是增加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中小型公共空间的配置,丰富公共空间的类型,同时在建设上要因地制宜,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三是增加功能混合程度。要把功能多样性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设计的基本原则,建成后要鼓励居民利用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要让公共空间的周边社区同时拥有居住、商业、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从而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混合功能提供不同的需求主体。四是在微观层面上,要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室外座椅、饮水设施、卫生间等便利服务设施,尤其是要通过无障碍设施满足与尊重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的需求。此外,要充分利用现有地形地貌、植被与水系对公共空间产生的自然分区作用,形成不同尺度、不同类型、不同质地的公共空间,以满足人们的差异性需求。同时,利用植被对空气的净化作用以及对声波的消减功能,为公共空间活动创造优良的局地环境,同时降低公共空间活动对周围社区的噪音干扰。为此,建议在公共空间的周边既要种植高大的乔木,也要种植低矮的灌木与草本植物,并对不同类型的植被进行合理搭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植被的层数与密度。

  首先是决策和规划人员要认真对本土文化进行梳理、分析与总结,掌握区域文化的精髓,认识到文化的特色与优势,进而建立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迷失自我,不迷信与追随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中小城市也要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文化,不能一味地模仿大城市。二是保护区域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保护地理环境就是保护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为此,要对地理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以最大限度地维系空间肌理的原生性与完整性。同时保护地形、地貌、水系、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以及反映不同历史时期风貌的文化符号,特别是能体现历史发展脉络的道路、桥梁,建筑乃至建筑材料等。要防止大拆大建斩断历史文化脉络,应留下看得到、感受得到的渐进式城镇风貌,以增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三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在继承中发展。打造个性与特色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区域文化的竞争力,而是否有社会需求是文化竞争力存在的前提。换言之,如果区域文化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因为失去生存的土壤而逐渐丧失影响力甚至走向灭失。为此,要积极吸纳因经济社会环境变迁而出现的时代元素,要为城市公共空间注入更多、更新的功能,以促进公共空间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并实现文化的“多元与共生”。四是加强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开展文化活动是认知文化、认同文化与发展文化的必要手段。因此,应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从人、财、物等方面支持和激励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让城市公共空间展现浓厚的文化气息。

  一是转变理念,高度重视公众参与的作用与价值,要把公众利益优先权理念体现在公共空间开发、设计、建设与运营的各个环节。二是采用合理、高效的公众参与方式。不能把公众参与仅仅停留在问卷调查、图纸展示以及公众被动接受与告知的初级阶段,要让公众获得真正意义的发言权。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渠道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仿效德国,通过“规划基层组织”、“多级对话程序”与“合作型民主”等多种形式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20]。三是引导公众参公共空间建设的全过程。为确保公共空间建设符合公众利益,在规划设计时应当广泛征集公众建议与意见,并把合理建议纳入到最终的方案中。在建成运行时,要鼓励公众参与监督与管理。由于参与了前期设计,熟悉公开空间的建设要求与规范,公众必然有较高的热情参与管理,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投资方自我监督的非公正性与政府监督的低效率。四是支持非政府组织(NGO)发挥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作用。作为独立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外的非营利性公益导向的社会组织,它不仅可以在政府决策与公众意愿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承担公共空间运行的监督工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数量少(尤其是缺少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独立性差、政府与公众的认可度低[21],起不到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据此,国家对非政府机构的干预政策方向应是:积极培育、促进发展,增强其独立性与合法性并引导规范运行,以逐步健全城市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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